现在的天生桥，高楼林立，已经大变样了。上世纪五十年代，与西南师范大学隔路并排的天生桥街区就只有一条长街加几条小巷子而已，一楼一底的砖柱穿斗夹墙房子，木板门面，斑斑驳驳，灰不溜秋的，叫今天的人看了，要多晦气有多晦气，真的是不堪回首——然而，那里却是我们儿时的乐园。

　　风景是很美的。远眺嘉陵江，江水从观音峡奔涌而去了重庆；近望缙云山，狮子峰高塔入云端。天生桥满长街的古木，雀鸣如歌而不见鸟影。跳过街去，便是西师大校园，看桃园盛开了桃花，果枝挂满了柚或梨，一年四季蓊蓊郁郁的树，都和那些喜气洋洋的大学生们竞放着同样美丽的梦。

　　新中国刚建立的那些年，举国人们无不心情舒畅，但到反右斗争时，情形就有些变化了，而变化最大的则莫过于邻居吴宓。

　　儿时眼中的吴宓爷爷，高大的个子，秃头长衫，壁立腰身，说话如钟，爱食苞谷米稀饭，爱好下棋，然棋品极“差”。他先是教我们下棋，怎样做眼，怎样提子，怎样围空，理论满多的。什么曲靠碰，什么打二还一、金鸡独立……可没两年时间，六七岁的我们竟把他“杀“得大败。于是他开始悔棋了。

　　“老眼花矣，余改走此着。”他微晃着秃顶，笑眯眯地说。“不行，不行，大大还兴悔棋！”我们按了他的手。“只此一着，只此一着。”他似乎有些急，声音便如撞钟，夹杂着陕北高原土腔普通话，显几分生硬。于是我们让他悔了一着。但此着还是不行，眼看要输，他猛地耸身站了起来，高如泰山般，声却耳语道：“算吾让尔……”余下的话小儿听不清与真，可后一句却听得真真切切，“我们吃糖果儿。”有了糖的诱惑，我们都不下了，吴宓竟笑得儿童似的，半带狡赖地从衣兜里抓出糖来，一人一颗，一人一句“不多，不多，乐棋，棋乐而已”，然后各自散去。

　　1957年反右后，吴宓似乎没到学校上课了，他有很多时间想让我们陪他棋弈。但我们也上了小学，不能陪他了。每当此时，本就没先前和蔼的他，脸上更添了些苦瓜样，我们也就在家长的招呼下，不想也不便与他来往了。接着三年自然灾害，继而爆发了文革，吴宓成了批斗的对象，我们唯恐避之不及，加之自家的出身不好、成分高，谁又还来理会这个孤独的老人呢？

　　文革后期我们下了乡，吴宓离我们实在太遥远，渐渐也就忘却他了。真的，那时的我们竟然不知道吴宓是大大的文学大师。那年月知识分子都叫了“臭老九”，听说“臭老九”的他被大学生红卫兵断了腿什么的——与我何干，也就随他去吧！

　　改革开放后，我考上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这才知道吴宓的大名，那可是大名鼎鼎、鼎鼎大名，然对他，于我，往事如烟，不过添些谈资罢了。名人也者，不知其名，又不知其学，泯然众生同；既已知其名，又已知其学，众生来附其名与学，试问合适否？

　　而今我们也到了吴宓当年的年龄，虽教书大半生，却名不见经传，就更无提笔回想之趣了。却不料有西南大学研究生毕业的刘广生来我校教书，畅谈及吴宓先生，遂促成上述文字，也算是对吴宓老先生在天之灵的一点微薄慰藉，则此足矣！

　　 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六日 于四川成都双流棠中外语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