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中央拨乱反正前的不少文章以及一教科书，出于某种需要，对一些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歪曲，甚至还有捏造，使人读之如坠五里烟云这还在其次，更主要的是败坏了精神道德，无形地将人们的思想引向了邪恶的边缘，使人深感痛心。本刊本着求实的精神，现登载石棉县中学语文高级教师曾志辉先生专为我刊撰写的这方面的文章，以引起人们的注意、思索与明察，使之摆脱以前所受的愚弄与欺骗，从而看到历史的真实。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不独经济建设突飞猛进，思想界日趋也开明与宽松。具体到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上，就笔者的浅陋所见，报刊所载文章就有对林则徐的批评和对李鸿章的褒扬。这在极左路线统治时期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

　　笔者近日读到一本书《韬奋新论》（四川教育学院报编审郝丹立著，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5月出版），也堪称这方面的典范。

　　按照正统观点，邹韬奋是一个积极向共产党靠拢的爱国民主人士并最终成为共产主义者，其最有力的根据是邹氏在临终前曾经提出入党请求。所以，陈毅1944年11月发表《纪念韬奋先生》一文说：“我们熟知韬奋先生的历史，他是以一个民主主义者走入战场，直至与共产主义相结合，最后以他的为国家民族为人民服务的品质和事业说，置诸共产主义者前列，可以说毫无愧色。”黄逸之1950年出版《韬奋》一书说：“他的一生，早已具有一个优秀共产党员的品德。”茅盾1954年7月24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至于韬奋的思想发展的过程，——他是如何从一个旧民主主义者发展而成为共产主义者的过程，我在这里不想多说。”

　　然而，《韬奋新论》的作者却以大量翔实的史料和深入的分析，有力地证明邹韬奋是由于对国民党极度失望才转向共产党的，而实际上他的思想他的观念他的主张在很多方面都与共产党不同。尤其难得的是，作者将毛泽东当时在《新民主主义论》、《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和《论人民民主专政》等文献中对马列主义国家学说的表述，跟邹韬奋自始至终坚持的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民主理念进行了鞭辟入理的分析和比较，鲜明地彰显了两者的本质差异，更使得正统观点显得荒谬可笑：不顾事实，一厢情愿，牵强附会，自作多情。

　　作者最后得出这么一个结论：“他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杰出的民主斗士，但他从来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他身上具备一定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素养，但是相较于其人格中的自由主义修养及其对议会民主的执着追求，前者显得较为暗淡和逊色。”窃以为，这个评价是非常客观公允的。

　　那么，正统观点何以有如此大的差错呢？恐怕关键在于研究工作的立场有问题。建国以来，一切文化活动（甚至自然科学研究有时亦不能幸免，例如五十年代我们曾经怎样义愤填膺地批判美国资产阶级生物学家孟德尔的基因学说啊！而这样做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在当时尖锐对垒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阵营中表明态度，维护无产阶级生物学家丘林的观点，其实质则是为了向老大哥苏联讨好献媚）都被要求、或者无宁说被强制站在党的立场、革命的立场、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进行，这就必然地戴上了偏见的墨镜——当客观事实与历史真相跟上述立场不吻合时，除了篡改和歪曲别无它途，无论投机者的主动邀宠，或者正直者的无可奈何，其最终结果都是如此。文革中井岗山会师的场面被描画成毛泽东与林彪的握手，就是最典型的事例之一。

　　所幸的是，现在拨乱反正，澄清是非，解放思想，文化人有条件从事超越于党派利害关系之上的研究工作了，因而历史包括历史人物的真实面目逐渐从迷雾中挣脱。

　　你可以是一个共产党员，但你的研究决不能囿于党派偏见，否则你的学术成果只能是一堆垃圾。《韬奋新论》一书给了我们这样的启示，同时也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这方面会有更多的研究成果问世。我们期待着。